野夫：他让我们在最寒凉的时代，也能感到光芒
作者：野夫
半月前，刚刚和杨渡在我的故乡利川喝“摔碗酒”话别。
▌初识杨渡：相见恨晚、莫逆于心
杨渡兄喜欢自称阿渡，大家亦以此名之。
初识其时，还是上个世纪末。在我所主办的一个书商界酒会上，由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带来绍介于我。
那时，他四十出头，已是台湾名媒《中国时报》的主笔。
我虽略小四岁，还仅是初初北漂的“不法”书商。那夜灯红酒绿，衣香人影太匆匆；我们擎着酒杯在亭台间短语寒暄，已然于风尘中辨出各自物色。
之后每年，似乎他都会因为工作原因而登陆，便中都要约我小酌——每次他从怀中掏出的暗器，都是他亲自扛来的我所酷爱之金门高梁。
那时，台湾的媒体大佬高信疆先生尚在世，这个古龙当年的酒肉兄弟，退休隐居北京，正是口中淡出鸟来的日子。
我和诗人李亚伟、郭力家等每次与他们捉对厮杀，似乎皆要两败俱伤。
也正是在这样一些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忽思君”的邂逅里，我们才知道他也是彼岸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。
也许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与诗歌运动这个共同的话题，让我们迅速认出彼此的胎记。
他和我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踏入社会的大学生，那时的两岸，也都是诗歌风起云涌之时，而诗人在当年，则似乎天然应该就是社会的弄潮儿。
他作为曾经的学生领袖，深受上世纪70年代末“美丽岛”精神之熏染；在台湾戒严时代后期，一样站在了环保运动和党外期刊运动的前列，并以长诗《刺客之歌》发起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最后冲刺。
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奋争，所面临的打压和恫吓，何曾输于他地。
然而壮心不负，他们赢来了他们的1987年，长达三十几年的戒严终于结束，报禁党禁顿开。
阿渡也在自己躬与的抗争中，成为了新时代自由媒体的名记，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见证并记录了我们这些同胞的故事。
他是台中地区的本省人，祖辈三百年前就已从闽南迁居彼岛。农家子弟出身的他，少年时与我辈一样，亲历了各自的穷困和屈辱。
去年他完成的长篇巨著《水田里的妈妈》（大陆版名为《一百年的漂泊》），记录的正是他父母乃至祖辈一生的艰辛，同时见证的也是台湾社会一个世纪的挣扎历程。
当他少年时，曾经亲眼目睹他母亲为躲避讨债者，而满面泥污匍匐于水田之中。之后他小小年纪，就不得不提着篮子步行去县城监狱探望母亲。
每每想到这一画面，我亦为之挥泪不已。
何其相似的少年经验啊，隔着千里云天，我们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原无异样。也因此，我们对社会改良的梦想，也有着不二的起点。
童年杨渡(右)和母亲、弟弟合影
▌乌烟瘴气的时代中残余无几的士人
在接下来的两党竞选中，他的激扬文字公正立场，令马英九先生青眼有加，遂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，并兼任其时在野的国民党文传委主委。
他和他的团队协助马英九打赢了选战，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。
而这时，功成名就的他，人皆以为应该入阁拜印，他却选择了远离政坛。
早在1967年，为赓续中华文脉，蒋介石成立了“中华文化复兴总会”并担任会长，另聘秘书长负责事务。
到了解严时代，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，但会长依旧由历届“总统”担任——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。
马英九入府之后，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。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，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。
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，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。
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，以便入阁拜相实现生命之世俗价值。当我们2008年再次重逢时，他依旧平静如初。自古士夫皆有出处之困，处士还是出仕，很容易成为读书人的迷途。
按老话说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，以他之德才和功貌，大丈夫堂堂正正，从政入幕亦可建功于世。
然而他嫌政场卑污，且不能自由出行，于是辞谢。
我亦理解，书生使命，不平则鸣；匡时祛弊，拔刀相助而已。
但凡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，即便天子呼来，自古也有坚不上船之道统。士大夫之傲岸挺拔，也正在于坚守自己的道。
以其半生行迹而论，阿渡是这个乌烟瘴气时代中真正残余无几的士人。
当年子贡问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孔子答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
回看吾人熟知的那些清客幕僚，云泥悬殊，唯余哑笑。
来源 | 本文为杨渡《暗夜传灯人》序言，刊于《财新周刊》，版权为原作者所有。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联系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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